上海柏年律师采访证券界老前辈：秦其斌和“中国第一股” (2007-7-21)

作者：严黎丽 陈岱松 魏…    文章来源：新闻晨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7-21

（新闻晨报记者　严黎丽　     陈岱松　魏华文）

　　“小飞乐”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访华时赠送给邓小平同志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而小平同志则回赠给凡尔霖一张“小飞乐”股票，面值50元。从此，新中国开始搞股份制的信息传遍世界。

　　回眸一望，从1984年发行“小飞乐”至今，已经20多年过去。20年间，股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突然很 
怀念那些在市场草创阶段“打天下”的勇士，想知道当年他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出来的，如今他们又是以怎样的眼光在审视这个市场？于是，我们开始寻访早年推动中国股市破冰之旅的老人。

　　首先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中国第一股”小飞乐的创始人秦其斌。
　　
　　人生路上实现三次跨越

　　秦其斌今年67岁，属龙。回忆自己的人生旅历，他不无自豪地说：“我有过三次人生跨越。”
　　1940年出生的秦其斌，童年是在抗战、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1958年，他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派在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术科。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城市改革的浪潮已经开始涌动，各单位开始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培养干部，这样，年轻好学，思想活跃的秦其斌被抽调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下面的元件工业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吴邦国是元件公司的副经理。1982年上海无线电一厂搞企业改革，秦其斌被派去蹲点，落实经济责任制，在实践中他首次对产权界定有了概念，并积累了管理经验。这是他人生路上的第二次跨越。

　　蹲点结束后，秦其斌面临新选择，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提出想到基层做点实际工作。1983年初，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第一副厂长，1984年接任退休的老厂长成了电声总厂“掌门人”。这时的秦其斌，43岁，年富力强，有知识懂技术又有管理经验，他不甘于仅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而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我就提出我们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于是，就有了电声总厂下设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即“小飞乐”）的设想，有了以后“小飞乐”发行股票的故事，秦其斌也因此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三次跨越。
　　
　　热血男儿探路“股份制”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既然提出设立新的企业，就得有资金。但钱从哪里来呢？这之前，秦其斌曾参加过长宁区工商联的一次集会，也结识了一些老工商业主，有了对股份制的知识储备，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秦其斌，这时，他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企业拿出一元，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一元，既解决资金问题，还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一举两得。

　　但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还很大。搞股份制？这不是要培养一批“食利阶层”吗？这不是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吗？好在对于政治并不十分敏感的秦其斌也没有多想，他只是觉得党委已经作了决议，厂里已经作了动员，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公众热情促成股票公开发行

　　“小飞乐”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新闻界也来推了一把力。《新民晚报》就此发了篇“豆腐干”，才100多字的文章，不料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不久，《新民晚报》的领导打电话给秦其斌：“老秦，报社天天电话不断，都是询问‘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怎么发行，怎么认购。为了报社信誉，你们无论如何要向社会公众发一点。”

　　秦其斌也感受到了压力，厂里电话响个不停，上门来访的也很多。“记得上海外贸学院一位素不相识的教授写信给我，说‘你是英雄，走了一条非常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这样的鼓励，自然令秦其斌热血沸腾，终身铭记。

　　秦其斌很朴实，也颇有古道热肠，他想，办新企业缺少资金，社会上这么多热心人愿意出资认购股份，我们决不能让这些热心人扑空。相比之下，厂里职工对出资认购股份确有种种顾虑和质疑，这也迫使秦其斌更倾向于社会公开发行了。“小飞乐”最终把10％的股份向社会公众发行，50元一股，发行一万股。“那天，那么多热心人来排队买股票，真是盛况空前啊”，老秦回想起当年，显得神采飞扬。“没有他们的捧场，股票一生下来就会是‘弃儿’，他们才是真英雄，真金白银支持股份制改革！”秦其斌对于当年认购小飞乐的投资者，心怀感激。

　　“小飞乐”就这样承担起了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零的突破。而创造奇迹的秦其斌，回想以往一步步走过的历程，说：“那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发行承销商，也没有明确详细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这件破天荒的“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成立大会高朋满座

　　经过了种种风波，“小飞乐”成功公开发行股票，筹集了资金。1984年11月18日，“小飞乐”成立大会在锦江俱乐部隆重举行。

　　秦其斌回忆说，当时吴邦国、黄菊等领导都很关心股份制。在成立大会召开前，秦其斌和“大飞乐”的党委书记、老厂长一起去吴邦国的家。

　　“我们11月18日要召开音响公司创立大会，能请您参加吗？”“好啊!”吴邦国很爽朗地答应，还拎起电话当场给黄菊等领导同志“发请柬”：“我老厂要成立一个音响公司，11月18日请你们一起到场，地址在锦江饭店俱乐部，你们都来捧捧场！”当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工商局等单位的领导也参加了成立大会。新闻界也来了很多人。那天吴邦国热情洋溢地致辞，只是鼓励“小飞乐”搞好经营，开发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却对股份制改革只字不提。或许，这就是一种政治智慧吧？让股份制的“小飞乐”自然成长，不必在它诞生之日给予它太多的政治压力。

　　秦其斌成了小飞乐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却是“零股东”。在当时环境下，有领导特意嘱咐他：“你是党员干部，你不能买股票，家属也不能买!”后来经过讨论，最终批准秦其斌购买一股股票。秦其斌笑着调侃说：“我当时要是买了‘小飞乐’的原始股，早就是‘杨百万’了！”
　　
　　股份制是什么所有制

　　“小飞乐”召开成立大会前去工商部门登记，不料又遭遇麻烦。

　　工商局工作人员问：“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我们是股份制的。”工商：“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当时工商登记的表格上只有3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没想到集体所有制后来引发了“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是否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争论。1986年初，“小飞乐”第一次分红，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股东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那次分红方案是复旦大学金融系毕业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张宁科长主设计的。她认为，召开股东大会标志着股份制的机制正式运行。

　　分红扩股完成了，税务局稽查大队来查账了。“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我们不是国营的。”“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查大队认为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个人的。于是秦其斌只好写检讨罚款。但无论如何，秦其斌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

　　谁也没有料到，几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让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席卷神州。如今，沪深两市已有1400家上市公司，再也不会有人问“股份制是什么所有制”这样的问题了；股民开户数达到1亿户，买股票分享上市公司成长的成果成为普通市民的重要理财方式。

　　20多年过去，如今秦其斌早已淡出市场，退休在家养老。他过着悠闲的生活，偶尔上街买买菜，不时地与朋友喝喝茶。他说他不炒股，老爱人偶尔会买点股票玩玩。他似乎成了股市的局外人。但其实，无论如何，岁月不会冲淡他内心深处的那段与股市的不了情。他还是关注着、关心着股市的发展，股市能够红红火火、健健康康地发展，是他最大的心愿；而创立“小飞乐”的这段人生经历，更是他珍藏于心的光荣和骄傲。

来源新闻晨报 2007.7.21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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